多國獨立運動團體齊聚阿姆斯特丹 紀念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日

 【本報阿姆斯特丹專訊】 2025年11月16日,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跨國界人權集會。來自東突厥斯坦、西藏、南蒙古、廣東、廣西等地的獨立運動人士與中國民主活動家約三十人,共同紀念東突厥斯坦於1933年和1944年兩次建國的歷史。這場由支持維吾爾基金會(Stichting Support Uyghurs)主辦的活動,不僅是對歷史的追憶,更展現了不同民族在爭取自由道路上的團結。

 

歷史時刻的再現

當地時間下午2點,伴隨著東突厥斯坦國歌「救贖的行軍」,一面藍底白色星月旗在近十米高的旗桿上緩緩升起。這面旗幟曾是1933年喀什噶爾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和1944年伊犁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國旗,如今在歐洲的土地上再次飄揚,承載著維吾爾民族對自由的不懈追求。

支持維吾爾基金會主席阿不都熱依木·艾尼親自擔任升旗手。這位流亡荷蘭的維吾爾活動家有著沉痛的家族遭遇——他的19位家人被關押在中國的再教育營,其中父親已在營中離世。「我們是從未被奴役的偉大民族的後裔」,艾尼在演講中堅定地表示,「儘管面臨前所未有的種族滅絕,我們有決心恢復獨立,我們將為此奮鬥,直到完全獨立。」

 

跨族群的聲援力量

此次集會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多個受中國統治影響的民族和地區代表的共同參與,形成了罕見的跨族群聯盟。

西藏方面,前國際聲援西藏運動歐洲執行主任、首位獲得荷蘭奧蘭治-拿騷勳章的藏人次仁強巴發表了措辭強硬的演說。她將西藏和東突厥斯坦的遭遇定性為「北京殖民佔領、文化破壞和國家策劃的種族滅絕」,並明確指出:「這不是『內部問題』,而是由國家暴力支持的純粹殖民主義。」次仁強巴特別強調兩個民族的共同命運:「大規模拘禁和強迫勞動、宗教犯罪化、文化和語言身份的破壞——這些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消滅我們民族身份的刻意戰略。」

南蒙古大會代表埃爾貝雷爾圖·寶則從更廣泛的視角審視了中共的統治模式。他指出,南蒙古、東突厥斯坦、西藏、香港等地都面臨著「文化和環境破壞、宗教和基本人權的侵蝕」,這些政策已構成「文化滅絕」。

 

漢地獨立運動的興起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集會出現了來自廣東、廣西、河南、湖南、黑龍江、安徽等傳統漢族地區的活動人士,他們的參與為這場運動增添了新的維度。

廣東獨立運動人士江培坤以粵語文化保護為切入點,闡述了與維吾爾問題的共通性。「粵語不僅僅是一種語言,它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靈魂」,江培坤表示,「當我們還在為守護語言與文化而吶喊時,維吾爾人卻被關進集中營,連發出聲音的權利都被剝奪。正因為我也被『大一統』壓迫,我才更深刻體會到文化被摧毀的痛苦。」

來自廣西的韋智堅則以親身經歷說明了地方自治的名實不符。「廣西與東突厥斯坦都被稱為自治區,實為殖民地」,這位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黨員強調,「中共滅絕維吾爾人的文化與語言,也滅絕我們廣西白話、南寧白話。」他特別提到荷蘭作為歐盟第一個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國家,應該「停止『人權務虛,經濟務實』的綏靖政策」。

 

直指中共高層責任

河南維權人士邢松林的發言尤為引人關注。作為與前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的鄭州大學校友,邢松林以河南人和校友的身份,對陳全國在西藏和新疆推行的高壓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

「他把格柵化管理、便民警務站、聯戶聯保這些最陰毒的監控手段先在拉薩試驗,再搬到烏魯木齊、喀什、和田」,邢松林列舉道,「他建了幾百個集中營,把上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去,強迫絕育、強迫勞動、強迫放棄信仰。」他特別提到已經洩露的「新疆文件」,稱「連他的簽名都清清楚楚」。

邢松林不僅呼籲制裁陳全國,更直接要求制裁「他背後的最高決策者——習近平」。這種直接將責任歸咎於最高領導人的言論,在海外中國異議人士中並不罕見,但在跨族群集會中公開表達,仍然具有相當的象徵意義。

 

新一代的覺醒與行動

除了維吾爾活動人士,集會上也出現了一些不同族裔的面孔。廣東獨立運動人士劉飛龍用流利的荷蘭語發表演講,展示了新一代活動人士的語言能力和國際視野。「中國佔領了我的祖國廣東,滅絕了我們的語言和文化。我被迫逃到荷蘭,無法聯繫我的家人」,劉飛龍直言,「中國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廣東人和維吾爾人應該是盟友,是對抗侵略者中國的戰友!」

來自不同背景的異議人士也表達了各自的關注點。黑龍江異議人士江虹聚焦於維吾爾兒童被強制送往寄宿學校的問題,稱這是「剝奪孩子的學習自由、信仰自由」。安徽異議人士余揚則從人權普遍性角度闡述參與理由:「如果連我們都不願意說話,那些遭受壓迫的人就會更加孤立無力。」

 

歷史記憶與當代抗爭

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黨員、基督徒陳智在發言中系統回顧了東突厥斯坦的獨立史。他指出,1933年喀什政權雖然僅維持不到一年,但「清晰地表達了維吾爾族人民對自治、文化自由和民族尊嚴的追求」。1944年的伊犁政權則更為穩固,但1949年領導人艾合買提江·哈斯木等在飛往北京途中墜機身亡,「許多歷史研究者認為,這或許並非偶然」。

湖南民運人士隋小波則詳細描述了當前新疆的監控狀態:「街道上布滿攝像頭,每隔幾百米就有警察崗亭。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的行蹤、對話、網絡記錄都可能被嚴密監視。」他特別提到所謂的「職業教育培訓中心」,稱其為「限制自由的再教育營」。

 

國際法律框架與政治訴求

歐洲東突厥斯坦教育協會主席奧布爾·卡西姆在演講中強調了東突厥斯坦獨立的法理基礎。「1933年和1944年的共和國是歷史證明,我們的鬥爭是合法的,植根於國際法規定並被聯合國承認的自決權」,卡西姆表示。他隨後帶領人群高呼口號:「東突厥斯坦自由!中國,滾回去!中國是獨裁者!中國是暴政!」

次仁強巴則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提出了具體要求:「制裁負責種族滅絕和任意拘留的官員、終止在強迫勞動供應鏈中的共謀、要求聯合國人權監察員不受阻礙地進入、維護藏人和維吾爾人的自決權。」她特別強調:「沉默不是中立,沉默就是共謀。」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人士麗薩拉特則從民族自決的角度論證了建國的合理性。「維吾爾人在20世紀建立了兩個獨立共和國,這是我們民族有能力以尊嚴和力量自治的有力證據」,她指出,「今天,數百萬維吾爾人仍然生活在祖先土地上,擁有充足的人口、資源和文化基礎來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這不是政治要求,而是基本人權。」

 

荷蘭的特殊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發言者都提到了荷蘭在維吾爾人權問題上的先驅地位。2021年,荷蘭議會成為歐盟第一個通過動議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議會。這一政治姿態使得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維吾爾人權活動的重要中心。

集會現場吸引了不少當地居民和遊客駐足觀看。荷蘭攝影師RootsmanBob專程前來記錄活動,他表示這是「歐洲多元主義和言論自由傳統的體現」。阿姆斯特丹警方在現場保持了謹慎存在,確保集會在和平秩序中進行,整個過程未發生任何衝突事件。

 

持續抗爭的承諾

活動在下午3點40分結束,參與者齊聲高呼「自由東突厥斯坦、自由西藏、自由南蒙古、自由廣西、自由廣東、自由中國人民」的口號。次仁強巴在閉幕致辭中呼籲所有參與者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再次聚集水壩廣場,「繼續為人權而戰,抵抗中共極權統治」。

這場集會展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曾經被視為「分裂勢力」的各地獨立運動,正在形成更為緊密的聯盟關係。從傳統的「三區」(東突厥斯坦、西藏、南蒙古)擴展到漢地的地方獨立運動,這種跨族群、跨地域的合作模式,為研究中國政治反對派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

阿不都熱依木·艾尼在活動後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天我們在阿姆斯特丹升起東突厥斯坦旗幟,不僅是為了紀念過去,更是為了向世界宣示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我們的鬥爭是和平的、正義的,我們尋求的是每個民族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自決、文化保護和人類尊嚴。」

次仁強巴則從戰略高度評價這次跨族群合作:「藏人和維吾爾人面臨著相同的壓迫系統。我們的團結不僅是象徵性的,而是戰略性的。只有當所有受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我們才能有效地對抗北京的殖民政策。」

 

隨著當天活動的結束,東突厥斯坦、西藏、南蒙古、廣東的旗幟從水壩廣場的旗桿上降下,但這些旗幟所代表的訴求和抗爭,顯然不會隨著集會的結束而消散。對於這些流亡海外的活動人士而言,每一次公開集會都是對故土的追憶,也是對未來的期許。在言論自由受到保護的歐洲土地上,他們找到了繼續發聲的空間,也在彼此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鳴與力量。

 

【編者按】 本報導基於現場採訪、參與者提供的演講文本及公開聲明。活動在荷蘭法律框架內和平進行,體現了歐洲對和平集會和言論自由的保護。本報導呈現各方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